台灣孩子想到大理石,就會想到花蓮。花蓮,是台灣大理石的故鄉,中橫公路沿岸,可以看到美麗的岩石,經過沖刷擠壓崩落,有著美麗的花紋。 岩石掉落在溪水裡,溪水沖刷,慢慢往東翻滾,經過幾萬年的流轉,它們會見到太平洋。
在立霧溪與太平洋的交接處,有一個小聚落,叫 “新城”。 新城有一座有趣的天主堂,入口處矗立著很難與西方教堂聯想到一起的日式鳥居,鳥居上寫著 “天主教堂”。 這個地點,在日據時代,曾經是日本神社,而過去的神社大殿,早已不復在,換做了一座聖母像,恬淡地伴著遠方的大山。園中的幾顆參天老松,見證了人們的來去。
教堂的戴神父是來自瑞士阿爾卑斯山中的聖伯納修會,高聳的阿爾卑斯山,經年冰雪覆蓋,常有雪崩等意外發生,十一世紀時一位名叫 “伯納”(Bernard)的修士,就集結眾力,在大山隘口創立闢護所,幫助翻越阿爾卑斯山的旅人;後來教會封伯納修士為聖人,這個修會就被稱為聖伯那修會,而現在大家印象中,毛茸茸脖子上戴著小酒桶的聖伯納犬,就是當時修院所養,協助雪山救援的救難犬。 50年代,神父們抵達花蓮,站在立霧溪畔,看著矗立在面前的大山入口,或許是讓這些遠渡重洋來到東方的修行者想起了家鄉,想起了修會服務大山旅人的使命,便決定在新城開始他們的服務。
神父聽說了這以前是神社遺址,就不遺餘力地保留住了這個鳥居,因為這是一個充滿“信仰”的地方,一個前人來找尋平安與希望的地方,無論這個信仰,叫什麼名字。 神父們更決定,捨棄原本高聳的歌德式的強勢建築設計,改用較為柔和的船型設計,讓教堂在立霧溪畔,與週遭的環境,融為一體,乘載著人們對美好生活的期盼,駛向遠方。 這個決定,彷彿讓我理解了這些外籍神父的使命,來到台灣,放下歐洲的過去,成為這份土地的一部分。
在新城天主堂,可以看到不同時期的「外國人」,在花蓮的耕耘。不管什麼時代的人,不管什麼地方的人,都要需要信仰…..無論這個信仰長什麼樣子,用什麼語言,都是一份念想與盼望。 在這個充滿對立與衝突的時刻,我想起了神父的去異求同。如果人與人之間,有更多的理解與包容,那世界應該會更美好一些些吧?
鳥居的弧線與十字架的直線,安靜的陪伴著彼此,共同在人們心中畫上條平安的稜線。